说到“武帝”，若单从字面上来看，似乎是一个粗暴荒淫的皇帝。实际上，这位中国南北朝时代的梁武帝，堪称是那个时代皇帝中最具道德修养的一位。而在他执政期间也算得了是南朝文化的黄金时代。由于梁武帝笃信佛教，广建寺院，礼遇僧侣，使得当时的首都“建康”成为各地的僧侣们聚集游学之地。然而，也因为梁武帝将财力过度地耗费在保护佛教上，而被指摘为财政窘迫、国力衰退的原因。
梁武帝曾经视自开堂讲解《般若经》与《涅盘经》（注一），并且深深以此为傲。因此，当他会见远从天竺（印度）来到中国的菩提达磨（达磨祖师）之时，不免露出一种得意自满的神情。当时梁武帝问达磨祖师曰：
“自从联即位以来，建了不少的佛寺，印了不少的经典，也供养过僧尼不可胜数，您认为我的功德有多少了呢？”
“毫无功德可言。”达磨祖师冷冷地回答。
听到这个回答，梁武帝大吃一惊，于是便赶忙地转变话题：
“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即最高的真理为何？）
“廓然无圣。”
“如果这样，面朕的又是谁？”
“不识。”
回答到此为止，梁武帝就再也问不下去了。自从达磨祖师见过梁武帝以后，感到机缘不舍，便立刻渡江北上，进入魏国（北魏）的嵩山少林寺（注二），在那里面壁长达九年。
在日本有一种被小孩子们昵称为“达鲁玛”（达磨）的不倒翁玩具，没手没脚的形状像个葫芦，小孩子们总爱一边玩一边唱：“达鲁玛先生，达鲁玛先生，扮个鬼脸，大眼瞪小眼……。”日本的中学生偶尔也会促狭地在试卷纸上达磨鲁玛的画像，以表示“题目太难了，使不出手脚来（一筹莫展）”的意思。当然，现实中再怎么打坐，也不可能坐到手脚退化，只是藉以说明他修行专注的夸张手法罢了。
再回过来看看达磨祖师与梁武帝的对答吧！（以下为原文）
帝问曰：“联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才可胜纪，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师曰：“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天德，不以世求。”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师曰：“不识。”帝不领悟。师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
《景德传灯录》卷第三（注三）
读到这里，我们仿佛见到了梁武帝惊惶失措的神色。梁武帝自认为造寺、写经、供僧等所累积的功德必然不小，因此希望藉著达磨祖师给予肯定和赞美。没想到达磨祖师以冷淡的态度对他说：“并无功德”，一口便否定了一切。如果梁武帝当时能够觉悟到，达磨回答无功德乃是用遮断的手法，便对方了解这些有为的功德，乃是世间小小的果报，如果自以为是了不起的成就，反而变成了欲望之因。因此达磨的回答，并非完全否定了造寺、写经、供僧的价值，而是为了打破梁武帝对布施功德的执著，使他能够更加往上提升。
奈何梁武帝只是个凡夫罢了。显然他造寺、写经、供僧，名义上是为了佛教，而实际上是为自己而做的。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达磨祖师与神光慧可禅师之间的问答（慧可师事达磨，后来得到达磨的衣钵，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二代祖师）。
有一天，慧可来到嵩山少林寺向正在面壁打坐的达磨祖师请示：
“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开悟则心自宁，这是禅（佛教）的目的。但是慧可为了自己始终未能达到那种境界，故来请求达磨祖师予以指导。达磨祖师回答：
“将心来，与汝来。”
这……，当耳朵听到“把心拿来，就帮你安心”时，当下想回答“好！”的这颗“安心”。事实上就是虚幻不实的。本来无一物，还要安什么心呢？一念欲起，便是妄心，一味地妄执妄为真，就会产生烦恼。达磨祖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慧可烦恼所在。
在所有佛教教派中，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一宗。所谓“不立文字”是指不拘泥于文字。因为大部分的人容易将经典上的文字奉为圭臬，而禅宗的“不立文字”就是要跳脱文字的窠臼，把握佛陀言教的根本精神。再说到所谓的“教外别传”，是指离开经典，直接由释尊个别（以口头方式），按照师传弟子顺序）所传承下来的佛教。也冰是说“禅宗”不以文字化、教义化或固定化的经典来教化众生。本来，原始佛教也是采行观机逗教的方式，只不过禅宗更加注重这种活泼灵活的教学方式，同时也更考虑到现实的种种问题。因此这种“以心印心”的方式只能由师父直接传授给弟子。
注一 《般若经》与《涅盘经》皆为大乘佛教的代表经典。其中以《般若以》中的《般若心经》最为著名。《心经》中有短短二百多字却是整部《般若经》的精髓所在。
注二 位于中国河南省登封县嵩山的别峰——少室山麓。由北魏文帝于西元四九六年所创建。曾一度因此周武帝废佛而遭破坏，后于隋唐时重建，是少林寺武功的发祥地。
注三 见《景德传灯录》真善美出版社民国六十二年版，第四十二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