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唐宋时称茶肆、茶坊、茶楼、茶邸，明代以后始称茶馆，清代以后就惯称茶馆了，它是随着茶叶及饮茶习俗的兴盛而出现的，是一种以饮为中心的综合性群众活动场所。

　　我国茶馆业发展历史久远，它是随着城币经济、币民文化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

　　茶馆起于何时，史料无明确的记载。汉时王褒《僮约》中有“武阳卖茶”及“烹茶尽具”之说，但此是干茶铺，非是卖茶水的坊肆。一般认为，茶馆的雏形出现在晋元帝时，唐代开始萌芽，宋代便形成一定规模，明清之际终成时尚。

　　我国茶叶被人饮用的历史很长，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于神农氏。”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茶叶的饮用，最早是由药用慢慢演化和发展起来的。

　　饮茶到底始于何时？众说纷纭，康宣宗年间撰刊的《膳夫经手录》中，就提出了“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的不同看法。在宋元、明清几代，有人坯提出了饮茶起源“三国”、“东汉”和“秦汉”、“先秦”等多种说法。

　　不管茶饮始于何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魏晋以前，中国茶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茶叶主要仅限于贵族或富豪之家享用，茶叶产量低，价钱很贵。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逐渐传播开了。据《三国志·吴志》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的，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而以当酒。”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韦曜为吴国待中，领国史。从上引史料可知，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

　　到东晋时，茶叶已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随晋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

　　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今南京城郊），“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可见当时南方饮茶已较普遍，北万尚少，但并不是没有，否则从中原来的任育长不会问“为茶为茗”。南北朝时，茶叶及饮茶习俗已有较大发展。三国两晋时，我们从文献中所见的重要茶叶产地，几乎都在巴蜀和荆楚二秒，但至南朝时，如《桐君录》所载：

　　“西阳（治位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会江苏常州）皆出好茗。”

　　魏晋以来，饮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谈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饮宴之风盛行。最初之清谈家多为酒徒，竹林七贤之类，如阮籍、刘伶等。后来，由于整天与酒肉打交道，一来经济条件有限，二来也觉得不雅，特别是酒醉之后会举止失措，于是清谈家们从好酒转向好茶，以茶助清谈之兴。

　　其次，南北朝时，是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的时期，尤其是南朝，自西晋末年社会动乱，许多大族迁移到南方，江南生活优裕，重视文化，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大大发展，尤真是玄学相当流行。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主要是以老庄思想揉合儒家经义，玄学家崇尚清淡高雅，而茶正有这种特性，故饮茶得到玄学家们的推崇。

　　再次，魏晋时期，各种宗教大兴，他们多推崇饮茶。如在道家看来，饮茶是帮助炼内丹。轻身换骨，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在佛家看来，饮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甚至认为茶可以通“鬼神”。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已远远超出了它的自然饮用功能。

　　饮茶的普遍性，使饮茶日益变成营生和服务的手段，使之和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发生联系。最早使饮茶为营业性和服务性行业的是菜摊，齐非茶馆。这种系摊据史料记载，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据南北朝的神话小说《广陵耆老传》记载：东晋元帝时（公元３１７－３２２年）有一老妇人每天早上提一器皿茶（茗），" 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这种菜摊，是饮茶商业化的雏形。有人认为，晋代人张载于三世纪刊年代写的《登成都楼》诗句：“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就包含有饮茶卖茶的含义，但也可理解为是茶的饮用在民间已普及的意思。南北朝的，出现了供喝茶住宿的“菜竂”，它既和喝茶，又和供来往旅客住宿，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茶馆和旅馆的初级形式。

　　唐代，条财的种植已十分普遍，朝野上下，寺观僧道，饮茶成风，盛极一时。《新唐书·陆羽传》说：“天下普遍好饮茶，其后尚茶成风。”究其原因主要有二方面：安史之乱以后之中晚唐，社会的动荡使文人士大夫心理失衡，为了达到心态的平衡和解脱，禅宗于是大兴。饮茶之风的兴起，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崇尚幽静，追求自然、淡泊和精行俭德，正是茶的特性，因此，禅宗借助饮茶推行它的思想，士大夫则通过饮茶接近禅境。

　　以饮茶为契机的聚合成为唐代文苑的风雅之事。中唐以来，文士之间茶文化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茶会、茶宴。大历年间（公元７６６-７８０年），颜真卿在湖州刺史任上与吴中诗及经常雅集，往往采用茶会、茶宴的形式“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之后，文人的茶会、茶宴活动更为普及，“竹下忘言对紫金，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钱起《与赵莒茶宴》）还出现了宫办的大型茶宴，到了晚唐时期，在宫廷开始兴对清明茶宴。

　　唐代城市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导致商业交往十分发达，从京城长安、洛阳到四川、山东、河北等地的大中城市，都有频繁的商业往来，商人在外经商、交往，一是要住宿，二是要谈生意，三是有解渴、吃饭的需要。为适应这种需要，开店铺煎茶卖茶，自是必然。同时，城币经济的繁荣，带来一个很大的市民阶层。他们既不是经常调换岗位的文人官吏勇士卒兵丁，也不是完全老死乡里的农民，而是活跃在名城镇的商人、工匠、挑夫、贩夫，以及为城镇上层服务的各色人员。这些人，较之乡民见识广，而比上层社会则要重人情、友谊。生活在城市中，比邻而居，街币相见，却又不似乡间以血缘、族亲为纽带。

　　但活跃的币民阶层却又需要彼此沟通。茶文化一出现，沟通人际夫系便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于是，茶馆文化便应运而生了。

　　比较早且比较明确的关于茶肆记载的是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约作于八世纪末）。该书《饮茶》一节提到，自开元年间（公元７１３－７４１年）泰山灵岩寺僧学禅不能夜寐而饮茶以来，寺僧“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减币，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没钱取饮”。另外，《旧唐书·王涯传》记载王涯仓皇出走，“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太平广记》卷３４１《韦浦》条记韦浦“俄而憩于茶肆”，都证明唐代已有茶肆。

　　不但城币有茶肆，乡村也有茶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会昌四年（公元８４４年）六日九日，日本僧人圆仁在郑州“见辛长史走马赶来，三对行官遇道走来，遂于王店里任吃茶”。这个“土店”，很可能就是老百姓在交通要道旁开设的比较简陋但可供饭食、茶水的小店。

　　唐代长安外郭城有茶肆，城外有茶坊。扬州海陵如皋镇有茶店。此外，民间还有茶亭、茶棚、茶房、茶轩和茶社等设施，供自己和众人饮用。

　　唐代茶馆中，卖茶者烧制的陆羽像放在煎茶的炉灶上和条具间，奉陆羽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载：“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大唐传载》也说：“会鬻茶之家，陶其像置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会为鸿渐（即陆羽）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釜汤沃之。”直到近现代，一些茶铺的炉灶上仍供陆羽神像。

　　唐代茶馆虽不能说很普及、很完善，当是与旅店、饭店相结台，未完全独立，但也初具规模，为两宋茶馆的兴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