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第一期佛经的引入，并非直接由印度本土，而是从西域诸国间接传来，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阿富汗以北到苏俄南部，西到波斯一带)，有许多佛教学僧前来中国。当时翻译所根据的佛典，大多是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的，通称为“胡本”或“胡语经典”。

汉代佛经的翻译，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来自安息国，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是大小乘同时并行，从经典翻译的现象来看，正是反映了这个事实。

汉末三国时代的译经僧中，最著名的是来自交趾(祖籍康居)的康僧会，他对江南佛教的传播，影响极深。我国僧侣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是朱士行，他从于阗抄写胡本的《大品般若经》九十章，嘱咐弟子带回洛阳，经由竺叔兰与无罗叉译出，称为《放光般若经》。这部经在东晋时代，普遍受到研究。晋代译师中，译经数量最多的，首推西晋的竺法护，共译出大乘经典一五四部三○九卷，译出时间在西元二六五至二七四年间。竺法护在西元二八六年译出《正法华经》，于是有观音信仰的启发。

二、南北朝、隋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第二时期，译经高僧不是来自西域，而是从印度来的。他们不但精通梵文，而且兼通汉文。由于诸译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著作，逐步厘定各种义理的汉译名词用语，并且确立了特有的翻译文体。他们的文体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经典的大幅进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

三、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第三时期的译经事业，与前两期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时期是由中国高僧所主导，为佛教经典的汉译与宗派的建立缔造了佳绩。典型代表是玄奘及义净两位高僧。他们曾在印度居住十几、二十年，不但精通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此外，善无畏、不空翻译大量的密宗经典，也是这个时期的特色。第三期不但是国人译经达到巅峰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此后，一直到宋、元为止的译经事业，都可视为唐代译经制度、组织与规模的再发展。

佛教经典的汉译事业为我国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佛法的弘传，同时也充实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富有文学价值的佛教经典极多，如竺法护译的《普曜经》，描写佛陀的生平事迹，是一部极好的传记；鸠摩罗什译的《维摩诘经》，就像一出趣味横生的舞台剧；《法华经》更是一部饶富文学意味的经典，采用许多譬喻故事，阐扬佛法妙义；昙无谶所译《佛所行赞》，是佛教诗人马鸣的杰作，采用梵文韵体叙述佛陀一生的故事，全篇共九千三百句，四万六千余字，是一部长篇的叙事诗，堪称印度佛教文学的空前钜着；另如宝云译的《佛本行经》，以汉语四、五、七言格律合用，文字尤显生动精彩。综观这类佛教文学的作品中，表现出两个基本特色：一是富于想像，而善用譬喻；二是散文、韵文并用的体裁。这些特色精神给予中国文学莫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