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即人而佛、即世间而出世间之道

　　人乘正法，只是学佛的初基，佛法的宗旨，及多数佛弟子的信仰，终在了生死、出世间。佛法的文化价值，也主要在其彻底的出世间性。由于出世间、了生死向以发超离人间乃至超离三界火宅的“出离心”为本，出世间往往被世人误解为逃避世事意义上的出世，中国佛教界又特重学如何死得好，使佛教染上了一层非人间性的消极色彩。解决做人与成佛、发达人生与出世间、了生与了死的矛盾，成为人间佛教的中心课题。

　　根据佛法尤其是大乘谛理，修行、出世间、生净土、入涅槃、成佛果，与做人、发达人生、建设人间净土，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一体不二，都必须以人身在人间、社会生活中去实现。生死涅槃不二、世间出世间不二、众生与佛不二，乃大乘诸法实相的究竟中道义，为诸多经论所宣说。慧能大师说得好：“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者觉也，正觉无上，自觉觉他，名为佛陀，佛陀正觉之佛法，无非是对世间万有本面的如实正觉。从做人的角度来看，只能出于人间的佛陀，乃是由正见正觉自塑而成的以智慧、慈悲、精进为主要特征的圆满人格典范，是对人本性潜能的圆满开发、实现。太虚大师偈云：“仰止在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乃深体佛法心髓的至理名言。从理上讲，虽说心、佛、众生本无差别，众生来本是佛，而实际成佛，须经精勤修行，圆满福慧。由人而佛、圆满人格之道，依大乘教义，以六度四摄为主。六度四摄，在《阿含经》中也有多处宣说。

　　就六度四摄而言，六度行的意义，大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事上以智慧磨炼自己，对治烦恼，培植德性，属修慧；一方面是利乐、摄化众生，属修福。第一布施度，以财物、安全感、身命、知识、技术、智慧等给予需要的众生为内容，而以充满贫穷、疾病、厄难、灾害、愚昧、迷信的人间众生，最需要布施；第二持戒度，以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三类戒律摄持自身、规范言行为内容，前两种戒的实质是在人际关系中不损人而利他，饶益有情戒的修持须有众生可饶益，而最需要饶益的众生在地球人间；第三安忍度，以忍耐打骂毁辱、寒热等苦及甚深佛法而锻炼忍耐性、包容性、意志力为内容，而在地球人间最多应安忍的种种刺激；第四精进度，以坚韧毅力精勤不懈地修行诸度为内容，而地球人身最具精进潜力，地球人间最多需奋起精进去克服的逆缘；第五禅定度，以锻炼专注不散的能力为内容，这种能力亦为成就世间的事业所需要，而以处欲不染、处乱不动的定力最为殊胜，这种定最好在人欲横流、纷扰杂乱的人众中修习；第六般若度，以获得世间、出世间的种种智慧为内容，而出世间的智慧，在邪见如林、知识爆炸的人世间最好修。至于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摄”，是四种摄化众生的技术，当然只有在有众生可摄化、可同事之处才派得上用场，而地球人间，最多需要摄化的众生，我人身处人众中，最易与其同事。总之，六度四摄，都不是独自一人端坐深山古寺或天上、净土中便可修的，必须深入众生中，尤其是深入到苦乐间半、善恶交争、向下与向上分途的地球人众中，才谈得上修行。离开世间，离开众生，离开人类，便“无道可修”、“无佛可成”，地球人间，无疑是修学菩萨道的最佳道场 。在人众中、社会生活中修六度四摄、志趋佛果，实际上是在正见和崇高理想指导下，如何做好人、完善人格、创造人生最大价值之事。

　　六度四摄的修行，皆须以般若智为导首，般若智以离我、法二执为要，《金刚经》云：“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离我、人、众生 、寿者四相，修一切善法，要在与人众、世界的关系中去正观、修行、磨炼，在生活中去实践。若人能以离人法二我执的般若智为指南，以由人趋佛为理想，在社会生活中、人众中力修六度四摄，会变化不良气质，提高精神境界，表现出有智慧、有知识、无私奉献、坦白真诚、谦虚有礼、热心助人等品性，逐渐自塑成高尚完美的人格，如头雁导群，带动其周围的众生，成为人中的英雄模范，在平凡的岗位上也可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在无我中潇洒自在，在奉献中享受法乐，即便未能即身成佛，也决定步步趋向佛果，人格圆满至极，便是成佛。太虚大师所谓“人成即佛成”，印顺法所谓“从究竟的佛乘中来看我们人类怎样从人而向于佛道”，盖即此义。

　　从印度大乘后期到南北朝以后的中国佛教界，出现了亟求速成顿了的倾向，有“一悟成佛”、“即身成佛”之类的说法和结期闭关等修持方式。一些佛教徒出于贪便宜、走捷径的心理，或贪求明师高人加持而期即身成就，或唯执一诀一咒一印一句话头为成佛诀窍，或则摒绝人事入山闭关。不知在利乐、度化众生中齐修六度四摄、积集福智、完善人格乃成佛必由之路，不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不知贪便宜走捷径的心理是解脱成佛的障碍。结果往往是佛未得成，人也做不好，致使世人误解佛教。针对这种倾向，因应时机，太虚大师提倡依人乘行果趋于成佛的圆渐的大乘道，印顺法师提倡“人菩萨行”，力恢大乘本旨，倡导在社会人众中、各自岗位上以无私无我的精神尽心尽职，服务社会，利乐众生，便是行菩萨道。印顺法师还将《弥勒上生经》所说“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而受佛记必定成佛的弥勒菩萨，树为人菩萨行的楷模，弥勒不亟求证入深定，断尽烦恼，而深入民间广事教化，在佛世的僧团中是一位特殊的比丘，他所走的，正是大乘经中所示的菩萨道。

　　现代佛教复兴运动中，遁迹山林、超然世外的传统型高僧主导佛教的局面有了变化，不重修定断惑，重在积极入世弘法护教、组团结社、办学育僧、投入慈善救济，成为一代新僧的时尚。太虚、印顺、星云等人间佛教的倡导者，皆以身作则，做弥勒型的菩萨僧。太虚早年闭关阅藏，有所证悟，偶发神通，自信沿传统僧尼专修定慧的路子走下去，有把握证到三乘道果，但他不走自了之路，“无求即时成佛贪心”，而以改革、振兴佛教以救国拯世为己任，奔走呼号，活动不息，演说不辍，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印顺一生投身于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其研究工作本着将佛教思想近代理性化的理念，针对佛教现状，提出具指导性的思想，撰述已逾千万言。星云以人间佛教思想为导，取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开创佛光事业，讲说、活动不辍。

　　即人而佛、即世间而出世间之道，应以人乘正法为基，大乘通道（渐教）为本，继承台、贤、禅、净诸宗的精华，吸收南传、藏传、日本佛教之优长，依中观、瑜伽之学学解、发心、修行，依禅宗得日用心要，依净土得末后归宿，大概是适宜多数现代人修学之径。中观、瑜伽两家之学，从不同角度对大乘义理作了理性化的、系统化的阐述，被印顺、太虚等大德抉择为最契时机的佛学体系，乃修大乘道者所必学。应从二门入手，结合现代科学、哲学，作理性思择，理解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万法唯识、心识亦空的实相义，破除各种所知障，获得正知正见；应以正见如实观察宇宙、人生、社会、心灵，思考自身与众生、宇宙的关系，体认自心的妙用和潜能，以利乐众生、庄严国土、升华生命为宏伟理想，发起坚固深切的菩提心；应以菩提心为动力，以正见为司南，将学习、工作、做人、交际乃至娱乐戏笑与菩萨道的修行打成一片，在生活中勤修六度四摄，以出世间的无我心和“忘己济群生”的热情做世间的事，关爱他人，解迷除惑，救危扶困，为利乐民众、净化人间奉献光和热，投入而又超然，悲愍而又喜悦。中观、瑜伽之学阐释的大乘通道，提倡不计自利、不畏生死，誓愿入生死海中与众生同事，无量劫行菩萨道而不懈息，这种宏伟理想、坚韧不拔的精神，能给世人提供正确的人生司南和永不衰竭的生命活力，培植高尚人格，点化人生，有如能点石成金的法宝。历代不少明君忠臣、仁人志士，直至晚近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诸贤哲，都从大乘菩萨道汲取了济世拯民的精神力量。中观、瑜伽之学对实在、存在、认识论、心灵现象等现代哲学、科学所探讨的重大问题的解答，精深透辟，逻辑分明，堪以破除各种边执邪见的迷雾，提供在生活中运用佛法乃至保持文明自觉，启发哲学、科学深入发展的智慧。

　　被认为佛教中国化之典型的禅宗，其实是以最佳形式浓缩、总摄了印度大小乘佛学的精髓，禅宗不拘常格，单刀直入，直指人心，从根源上着手，教人明心见性，获得安身立命之本和合理生活的艺术，极具人文主义的、无神论的、超越宗教的特性。禅宗从世间法即佛法、众生即佛、一切皆真的见地着眼施设教法，打破出世入世、出家在家的隔碍，反对空心枯坐，提倡在日用云为中修行，色声香味皆为禅机，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具有极为灵活的对机说法、应时变革及农禅并举的传统。尽管杨仁山居士等将中国佛教衰落之咎归诸于禅宗末流之忽视义学、死守话头，但禅宗毕竟有其深厚的文化根祗，生机未绝，有虚云、来果、袁焕仙等振兴传续，在佛教界、文化界仍有巨大影响。太虚大师认为禅宗乃中国佛学之骨髓、佛法之核心，中国佛教之复兴仍在禅宗，这一结论出于对全体佛学的准确把握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洞察。太虚也看到了禅宗的弊端，主张在教义、戒律的基础上重建禅宗。贾题韬认为：“人间佛教，唯禅宗为无上方便”。（《巴蜀禅灯录》，第６４３页。）此言确有深意 。

　　就人间佛教即人而佛、即世间而出世间之道而言，禅宗库藏中的确最多可以继承发扬的内容，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等最多相通相契之点。在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中，禅宗在运用佛法于现代生活的操作技术方面，成绩最为突出。耕云的“安祥禅”，李元松的“现代禅”，圣严法师、净慧法师的“生活禅”，都针对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的心态，将禅宗现代化、生活化、通俗化，为现代人提供平衡心理，获得安祥、喜悦、超脱的艺术，教人研读《金刚经》、《坛经》等，领会心要，在生活中观照本心，专注当下一念，强调尽责任，作奉献，在责任和义务里完善人格，享受法乐。这种禅一变明清山林禅、丛林禅脱离生活、死板僵固的作风，力求紧扣现代生活重振唐宋活泼禅风，努力开辟将佛法心髓融入现代生活的途径，可谓人间佛教的画龙点晴之笔。当然，契理契机的新禅宗，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宋代以来日渐盛行的净土宗，至今仍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此宗因重“欣净厌秽”，期求他力接引与死后之往生，似乎与重发达人生、以人为本的人间佛教相抵触，最易遭受种种责难。过去净土宗的流行，也确有轻视研习经教及不知好生做人、消极避世等弊端，但这些弊端，多分由误解、片面理解净土教义所造成，可由重宣净土正旨而予以针治。净土三经中，《观经》教导欲生西方极乐国者须修净业三福，三福中第一“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意谓恪尽人伦之责、立德行善，是往生净土的前提，这是对往生了死必先做好人的强调。该经九品往生中的上品上生、上品中生的条件中，有“读诵大乘”，“于第一义心不惊动”，是对研习经教、明心见性之必要性的强调。被尊为莲宗十三祖的印光大师，针对净土宗的流弊，应时契机，依经据典，援引儒学，教导净土念佛须先做好人，敦伦尽分，尽职尽责，积德行善，热心慈善救济，研读重要佛典。印光力弘净土正旨，匡正偏弊，其思想至今影响巨大，成为广大净土宗信众的人生指南。

　　从净土正旨对做人的重视和净土教的深义、净土宗的弘扬效果来看，净土宗并非与人间佛教的旨趣相悖，甚而可以说是实践人间佛教、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极佳途径。生与死，毕竟为人生的两桩大事，死亡现实终为产生宗教的母胎，曾被时学忽视的死亡问题，近十几年来为现代文化所关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主张“先行到死”，“死亡学”和“临终关怀”问题日益引起重视。多数佛教徒的信仰，终究以了生脱死为核心。净土宗以最为简易的修行，给予信仰者以现前了生脱死的保证，解除了他们的死亡焦虑，令人现前获得安心、自信和法喜，使人得以安安乐乐地做好人，尽责任，做贡献，有平衡、净化、安乐人心的神奇效用，更不用说深入念佛三昧，还可伏烦恼、得禅悦、开智慧、明心性。据邓子美先生的研究，证明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以净土宗人在慈善救济方面的业绩最为昭著，在社会苦难的解决和伦理道德的教化上表现最为积极。在当今净土信众中，不难发现心态普遍安乐稳定、烦恼我执较为淡薄、入魔出偏者最少、热心慈善救济者较多等效益。正如张澄基教授所说：

　　“其实净土宗之精神决不仅限于死后往生；生前之善行尤为紧要。观之净土诸贤之生平、言行及其对社会及宗教之贡献，决不下于其他任何宗派，抑且过之，此一历史事实堪为净土宗为积极入世精神作证也。……净土不废入世，且须积极地尽己之力为众生及教法作种种服务，则是净土宗之一贯精神，不容抹煞及忽视者也。”（《佛学今诠 》下册第４０５页。）

　　至于净土往生之发心，是为将来回入此土更好地利益度化众生、庄严国土，有如志士发愿出国留学掌握先进科技以便归国施展大用；净土宗所信仰的阿弥陀佛及其所成就的极乐国土，实为建设理想世界的典范；此中蕴含的积极精神，可引发出建设人间净土的无穷动力。

　　（四）人间净土的建设及其它

　　如果说，好生做人，即人而佛之道是就个人宗教修持而言，那么，从全社会、全人类着眼，建设理想社会，实现人间净土，则是人间佛教思想更为重要的方面。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等之振兴佛教，便是怀着救国救世的热忱，力图以佛教改良社会，发挥促进国家富强、人类向上、世界和平的积极作用。

　　净化社会，实现人间净土，是佛陀教法的重要精神。佛陀之出家求道，不仅出于对人类生老病死等缺陷的抗拒，而且是对恶浊污秽的人心和社会现实的反抗。佛经中，对人心的种种垢秽烦恼，人们的种种恶业和贫穷、疾疫、天灾、掠夺、侵凌、欺诈、战争、贼难、王难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多次揭露批判，从“心净则国土净”的主导思想出发，谆谆教诫人们以如实知见的智慧自净其心，从而净化人间。大乘经中更是号召学菩萨行者为“净诸世界”、“庄严国土”乃至净化、庄严全宇宙一切国土，于无量亿劫奋斗不息。佛陀教化中，透露出一种改造世界、建设美好人间的宏图壮志。许多佛弟子热心弘法，都是从这种改造社会的远大理想出发。

　　在《长阿含·世纪经》、《中阿含·转轮王经》、《弥勒下生经》等经中，佛陀通过对未来世人类社会的描绘，表达了建设人间净土的理想。佛陀理想中的人间，大略有四大特征:

　　１、自然环境极为优美、洁净、舒适，无荆棘坑坎秽浊尘埃，无旱涝等灾患，无蚊蝇蚤虱蛇 蝎等害虫毒物，土地平正，风雨及时，气候凉热宜人，树木繁茂，花香馥郁，草坪青翠，水果甘甜，是人们理想中的天国、仙境。

　　２、生活用品极其富足，地生自然粳米，众味具足，衣服、化妆品、乐器等皆从树上自然出现，“财宝丰饶，无所匮乏”，无有贫穷，无有因物质财富不足所引起的种种苦恼、争斗。

　　３、人们的道德水平极大提高，皆行十善，贪瞋痴等烦恼淡薄，“人心均平，皆同一意，相见欢悦”，互爱互敬，没有语言隔阂。政治清明，永绝战争之患。人口众多，村镇“鸡鸣相接”。

　　４、人类生理缺陷得到极大改善，人皆形貌端正，身无疾患，寿命长达八万四千岁，可谓人皆为仙。

　　从科技发展的前景来看，佛陀描述的这幅理想国图景，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当然，这种理想人间不会自然到来，只能是全人类努力建设、辛勤创造的成果。

　　创造理想人间，须遵循客观规律，创造能结出理想人间之果的因。从佛法看来，果由心造，境由业感，创造清净、庄严的美好人间，须从能创造的主体——人类心灵的根本上着手，率导、带动全人类力行众善，不作能污染心灵和环境的恶业，以精神文明建设带动物质文明建设，以净化、庄严心灵为本净化、庄严国土。

　　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教化体系，以教化众生自净其心，从而净化人间为己任。从《阿含经》到大乘经，皆谆谆教导佛弟子：除了净化自心、力行诸善外，还必须以摄化众生为己任，为修行的重要内容。《阿含经》中多处教导佛弟子应以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摄法摄化众生。《杂阿含经》卷三三第９２９经，佛告堂弟摩诃男：在家佛教徒应修十六法以“自安安他”，不仅自己具足正信、净戒、布施、听法、解义，而且劝化、带动他人也具足正信、持戒、布施、听法、解义。大乘经中更以四摄法摄化众生为菩萨道的重要内容，出家佛子以劝化众生为职责，在家菩萨亦应随所住处以种种方便化导众生，令众生弃恶修善，学法修德，自净其心。若不尽力教化众生，是为失职。教化众生，应先教化自己，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并主动、热情地关心众生，服务众生，助人为乐，广结善缘，做众生的良朋益友，以德行、智慧、热情感化众生。

　　建设美好人间的关键性问题，是政治。政治在化世导俗、决定国家命运方面的巨大作用，乃有目共睹。佛教在中国人心目中向以超然方外、不问政治著称，这只是佛教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并非佛陀教法的本旨。据印度教典，佛陀对政治相当关心，曾多次为多位国王开示为王治政之法，他的教导被极为敬仰他的国王大臣们所采纳，对促进当时印度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起了现实的作用，可谓“议政而不干政”的典范。佛陀的政治思想，大略与孟子相近，主张当政者应仁慈爱民，平等惠施，周济贫困，省减刑罚赋税，选贤用能，知人善任，特别强调以正法教化人民，率导人民弃恶修善，奖善惩恶，依法惩治杀盗诈骗邪淫等恶人和贪官污吏，以四摄法摄化众生。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中，佛陀主张民主制，将“数相集会，议论政事”的跋耆国树为良好政治的典型，并将跋耆国的治国法则引为建设僧团的法则。佛陀主张和平、安定，不大赞成轻易改变旧制，可谓政治改良主义者。佛陀特别注重当政者的个人修养，教导当政者应具备正见、智慧、慈悲、德行、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离贪瞋痴慢，不好酒色，精勤理政，在德行方面为万民之表率，与中国古代“内圣外王”的思想颇为一致。大乘教法认为，一个无私忘我、一心为公、智慧超凡、福德出众的菩萨，才能做好泽被万民的国主。大乘称大国王乃至各级天王为十地菩萨的“华报”，大乘菩萨道，可谓培育圣主贤王之道。

　　对于有关美好人间建设的自然环境保护、生活设施改善等问题，佛陀教法亦十分重视。戒律禁止杀害动物，提倡护生、放生，僧尼戒禁止砍伐树木、践踏青草，护生放生、植树造林、保护林木，成为佛教的优良传统，寺刹之花木葱茏、空气清新、清洁干净、殿宇庄严，作为佛教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的典范，乃世人有目共睹。佛经中还劝导人们栽种果树、掘井开渠、建桥修路，建造旅舍、园苑、凉亭、厕所等便利民众，称赞为必定生天的善因。这些教诫，鼓励人们关心社会公益、社会救济，积极投入国家建设，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佛法认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乃人们的业行所感招的依报，大乘佛学的“依正不二”观，强调从个人、社会、自然界一体不二的哲学观出发，处理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越来越显重要的环保问题，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佛陀教法中关于建设人间净土的教诫，在宋代以来的中国佛教界，有被忽视的倾向，佛教徒的关注点多局限于个人的福报、吉祥和了生死之事，对社会现实的改善较少关心，不问政治，被推崇为高尚脱俗之举。中国传统佛教的这种偏弊，受到太虚大师等大德的批判，关心政治，积极投入两个文明的建设，被强调为人间佛教的重要思想。宗仰、栖云、太虚等僧人的投身民主革命，各地僧伽之积极参加抗战，展现出佛弟子积极入世、关心政治的精神。但太虚因主张僧尼宜“议政而不干政”，尚受到传统势力的讥谤，被称之“政治和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各级人大、政协中，都有佛教徒尤其是僧尼的代表、委员，人民和政府赋予他们参政议政的光荣权利。

　　创造人间净土，物质文明的建设也十分重要，物质极其富足，无所匮乏，乃佛陀理想人间的一大特征。物质文明的发达，须赖科技的进步。注重科技，乃佛教的一贯精神，利用科技“以少功力集多资财”以饶益众生，是大乘菩萨必修的方便。《解深密经》、《华严经》、《瑜伽师地论》等皆教导大乘行者应勤学五明，掌握世间的一切知识技术。五明中的医方明、工巧明可总摄各门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声明（语言学）、因明（逻辑学）、内明（佛学）则为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中之重要学科。晚期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大寺院，将五明和小五明（诗词、韵律、修辞、歌舞、星算）、天文学等列入学僧的必修课目。佛教中曾出过龙树、一行等国际级的科学家。晚近有王季同、尤智表、王守益、牛实为等科学家论证佛法符契科学，佛学中蕴含有可以启迪科学的深刻智慧。“科学愈发达，佛法愈昌明”，成为愈来愈明显的事实。人间佛教应高扬大乘注重科技的思想，鼓励人们钻研科学、革新技术，以科技兴国救世；应提供善用科技的智慧，揭露科技发展中的偏失弊病，防止和反对利用科技发动战争、破坏环境，以佛法的如实智慧促进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整合和科技的革新飞跃，走出“科学终结”之瓶颈。

　　佛教人乘正法的倡导，可起到止恶劝善、改良社会环境的作用；佛教大乘的菩提心、善萨道和即人而佛、即世间而出世间之道，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培育出大批志愿宏伟、品格高尚的社会精英、国家栋梁、民众楷模；佛教的人间净土理想及关注人间建设的精神，可以号召人们积极投入两个文明的建设，重视自然、社会、心灵之环保，创造美好的生存环境。总之，佛教之弘化，即是对人间净土建设的积极参与。佛法、佛教，乃人间净土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力量源泉。

　　有关人间佛教建设的重要问题，还有理性、民主、人文精神的高扬等。理性、民主、人文精神，皆是佛陀教法最重要的特质。佛法崇重理性，以理性认识能力为人类宝贵的特性，唯依如实了知的智慧以求解脱，如实智的基石缘起法则，是以理性思辩从万有中概括出的普遍法则，佛教义学之高度理性化、逻辑严密，乃学界所共认。佛陀教导徒众唯依自己智慧，“以己为光”，“以己为洲”，不盲从传统、习俗、长辈、权威乃至佛陀之威望。佛陀尊崇民主，他所创建的僧团乃民主制集团之典范，佛陀本人亦以僧团集体中的一员自居，自称“佛在僧数”，不承认自己是僧团的主持者。由于历史原因，佛陀教法本有的理性、民主、人文精神被弱化，佛教蒙上了一层迷信、崇拜权威人格及封建家长制等灰尘。适应日趋理性化、民主化的现代社会，应重振佛陀教法的理性、民主、人文精神，结合现代文化阐释佛法，加强对佛法智慧的弘扬，提高广大佛教徒的教理水平，面向社会介绍佛法的智慧和理性精神，革除民俗佛教迷信低俗、偏离佛法之弊；应以民主精神重建四众和合的僧团，将佛教徒的聚合体由以权威人格为中心、家长式管理，转变为以正法为中心、律仪为纽带、民主化管理的团体；应紧扣时代脉动，关注环保、民族宗教冲突、爱滋病、暴力等社会问题和人们的心灵问题，以佛法的智慧提供解决的意见，开出针治的处方。

　　人间佛教重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人欲的处理。人欲必须节制，这大概是人间一切社会教化体系的共识。当今社会放纵人欲的危害，触处可见。佛学对人欲有极深彻的剖析，教人节制、转化人欲，这在针治人欲横流弊病上自有其宝贵价值。但对人欲禁制过严，会导致佛弟子在生活上的不便和心灵上的冲突，将许多现代人拒之于佛法之门外。人间佛教应将正确处理人欲列为重大理论问题，针对现代人心态深析人欲，肯定满足吃喝玩乐、爱、尊重等合理人欲的必要性，重在将向下的人欲引导至向上的法欲，将贪瞋嫉慢升华为博爱、精进、自强自信。

　　人间佛教自提倡以来已历八十春秋，方向已明，理论骨架已立，有了相当多的实践经验。但总的看来，理论深度尚嫌不足，修持方法尤显薄弱，须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人间佛教既本诸佛陀教法，又适应现代社会，已稳建于中国，影响于世界，其进一步的完善推广，大概会成为未来全球佛教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