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禅学案」在感之一

　　日人柳田圣山先生，搜集胡适博士有关禅学论著文字，及胡先生晚年写给入矢义高与柳田圣山二氏论禅学书简的手稿真迹，＃编为「胡适禅学案」一书，由台并正中书局影印出版。此书去年出版之际，曾见报章刊载发售广告，因不悉内容如何，未予购买。今年夏间，去台中授课，因事路过中山路正中书局门前，以新台币二百四十元售价，购买一册。归来费二三日之时，细读胡先生治禅学历史文字，感触良多，为文一述。

　　胡先生自民国十多年起，开始治禅学历史，直至其去世之际，其间历四十余年，孜孜不断从事禅宗史的研究，此种治学的伟大精神，委实令人钦佩敬服！尤其难得的，胡先生对于我国业经散失的许多禅宗教重要古藉，不惜万里迢迢的从大英帝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及法国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石室写本，搜集照相回来，并与日本所藏之中国古本，校勘整理出版，提供研究中国禅宗史许多新的珍贵料。。由于胡先生的努力与研究，其影响所及，引起中国一般学者对禅宗史的重视，开创新的研究风气，运用新资料，摆脱过去的传统旧说，澄清许多附会与传说的史实。这些，是胡先生对禅宗史的伟大贡献，功不可没！不过，胡先生对于禅宗史研究的成果，我们本著治史的客观立场来看，胡先生有些研究的结论非常正确，令人信服；如禅宗二十八祖的考证等文，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胡先生的研究论断，有些也是令人不敢苟同的，必须再作研究商榷。胡先生令人不敢苟同的部分论断，有些由于对古典资料的处理与运用问题，有些由于胡先生未加深入考证，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测而来，显然与史实不符。

　　综观胡先生对禅宗史的研究，他似乎不肯纯正的客观立场著眼研究论述，处处呈现其独自的主观性。由于此种主观心态的呈现，故其研究的某些结论，也暴露其治学的偏见。此种偏见，固然不能为中国传统的佛学研究论断。胡先生治禅宗史四十余年，基中遭遇的困难，似乎比治其他历史为多，此一根源，大概来自胡先生既存的主观意识形态。胡先生治学，一向自诩细心，不说没有历史根据的话，我想这只限于胡先生治一般学问如此，但是他治禅宗史，却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细心谨慎的工夫，有些迹近大胆想像的论断，未从史实上寻求根据，确立其说，这是胡先生治禅学史的一大失败。胡先生的这种疏失，纯然是史实问题，并不是胡先生所说他不是佛教徒与佛教徒的看法相异问题。

　　「胡适禅学案」共分四部，其中第三部，收录胡先生「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这篇文章，为胡先生民国四十二年由美返台，一月十二日在察子民（元培）先生八十四岁诞辰念会上的讲稿，当时由报章杂志刊载之后，曾经引起佛教界许多人士写文批评驳斥，其时笔者年轻，所读佛典不多，对于此类问题，不敢妄加置啄。如今事隔二十余年，笔者年事稍长，而涉猎之佛典范围较广，现在重读胡先生此文，对于这位一代学人的禅宗史的新看法，总有不能已于言者的感叹。二十年前，佛刊中评论胡先生此文的文字，由于刊物不易寻找，无法重读，不知评论者持论是否中肯。兹就个人所见，胡先生此文，其中值得商榷研究之处颇多，最显明的，胡先生论及圆觉经问题，指为宗密所伪造，此纯为胡先生毫无史实根据的大胆妄测。以一个治历史的学者而言，不经过历史的考察求证，盲目地妄下论断，可见胡先生治禅宗史的成果。关于圆觉经问题，我想提出我所见到的历史资料，以证胡先生所言之谬。胡先生在文中说：

　　「现在佛教中，还有一部圆觉经。这部经大概是伪造品，是宗密自己作的。这只有一卷经，他却作了很多的注解，叫做「圆觉经大疏钞」。这里面有很多禅宗历史的材料。」（见「胡适禅学案」五四○页至五四一页）

　　这是胡先生指圆觉经为伪造的，并且肯定它是宗密伪造的文字，关于圆觉经是否为伪造的问题，是否为宗密伪造的问题，我就所见的古典资料，作一论述。

　　怀疑圆觉经为伪造的经典，并不是胡先生的创说，「古已有之」。其怀疑的关键，为圆觉经翻译的年月不明；其译者——佛陀多罗在中国最后所终之历史欠详。因为有这二个原因，古人对之起疑。智升在「续古今译经图纪」及「开元释教录」卷九中说：

　　沙门佛陀多罗，唐言觉救，北印度罽宾人也。于东都白马寺译「圆觉了义经」一部。此经近出，不委何年。且弘道为怀，务甄诈妄。但真诠不谬，岂假具知年月耶？（大正五五·五六五上）

　　从智升的这段文中，虽然为圆觉经伪造之事而辩，但是，我们知道，其时已经有人对圆觉经的来历起疑，这是铁铮铮的事实。所以，胡先生之说，并非他的创说。

　　关于佛陀多罗的历史，赞宁的「宋高僧传」卷二，虽然有其传记，但传记的主要内容，还是依据智升的「开元释教录」而来。如「宋高僧传」说：

　　佛陀多罗，华言觉救，北天竺罽人也。齐多罗夹，誓化支那。止洛阳白马寺，译出「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此经近译，不委何年。且隆道为怀，务甄诈妄。但真诠不谬，岂假具知年月耶？救之行迹，莫究其终。大和中，圭峰密公著疏，判解经本一卷，后分二卷成部，续又为钞，演畅幽邃。今东京太原三蜀盛行讲宣焉。（大正五○·七一七下）。

　　密宗在「圆觉经大疏」卷上之二，叙述圆觉经的翻译及其弘传其情形说：

　　叙昔翻传者，「开元释教目录」云：沙门佛陀多罗，唐言觉救，北印度罽宾人也。于东教白马寺译，不载年月。「续古今译经图记」，亦同此文。北都藏海寺道诠法师疏又云：羯湿弥罗三藏法师佛陀多罗，长寿二年，龙集癸巳，持于梵本，方至神都，于白马寺翻译，四月八日毕。其度语、笔受、证义诸德，具如别录。不知此说，本约何文素承？此人学广道高，不合孟浪。或应国名无别，但梵音之殊，待更根寻，续当记载。然入藏诸经，或失译主，或无年代者亦多。古来诸德，皆但以所诠义宗，定其真伪矣。前后造疏解者，京报国寺惟悫法师，先天寺悟实禅师，存福寺坚志法师，并北京诠法师，总有其四。皆部备计，各有其长；悫邈经文，简而可览；实述理性，显而有宗；诠多专于佗词；志可利于群俗。

　　（卍续十四·一一九d－一二○a ）。

　　由宗密的这段记述，可以知道宗密对其以前有关圆觉经历史有其注疏，他都仔细读过；至于怀疑圆觉经为伪造的问题，他也知之甚详。所以，他在这段文中，首先引用智升「开元释教录」，说明圆觉经的翻译年月不明，致令人起疑。而后，他又引用道诠「圆觉经疏」，说明圆觉经译于长寿二年（六九三）。　　不过，其度语、笔授、证义、润文诸德，具如别录。宗密对于这二家之说，似乎都不同意，他在「圆觉经大疏钞」卷四之上，对此有所评述说：

　　　　目录（开元录）云：此经近出，不妄（委？）何年。且弘道为怀，务甄诈妄。但真诠不谬，岂假具知年月耶！评去：余谓但云不知年月即得，何必加此数言，故疏中不载耳！

　　……言龙集者，有释云：高宗大帝，当其所龙飞，以王天下。此说恐谬。曾见有处说：长寿年是则天之代（幻生按：长寿为武则天称帝年号，共有二年，即公元六九二——六九三年。唐高宗死于是弘道元年十二月，那年为公元六八三年，岁次癸未。弘道为永淳二年十二月的改元年号，大概改元不久高宗便殁。道诠「圆觉经疏」所记，「长寿二年龙集癸巳」，癸巳确为长寿二年岁次。将龙集释为主宗大帝之事，此说谬矣！），然今亦未委其指的也，待更寻检。疏具如别录者，复不知是何图录？悉待寻勘。有释云：证义大德，是京兆皇甫氏、范氏、沙门、复礼、怀素。又指度语笔授云：在白马寺译经图记。此等悉难信用。谓证义笔授等，何得半在此记，半在彼图？乍可不知，不得妄生异说。坚志法师疏，说译主年月，并与藏海疏同，唯云天竺三藏羯湿弥罗为异耳。余又于丰德寺难（杂？）经中，见一本圆觉悟，年多虫食，悉已破烂，经末两天纸，才可识辩。后云：贞观二十一年，岁次丁未，七月乙酉朔，十五日已亥，在潭州宝云道场译了。翻语沙门罗候昙犍，执笔弟子姜，道俗证义大德智希、注绂、慧今、宝证、道脉，然未详真虚。或恐前已曾译，但缘不能闻奏，故滞于南方，不入此中之藏。不然者，即是诈谬也。（卍续一四·二八二b-a）。

　　就「圆觉经大疏钞」这段释文来看，宗密对智升与道诠之文，都有批评。尤其对于道诠所记，「其度语、证义、笔授、润文诸德，具如别录。」更感到不能同意，而致疑虑。关于道诠疏中所说「羯湿弥罗」国名，大概是玄奘译的「迦湿弥罗」（Kasmira）的不同音译。迦湿弥罗，便是罽宾，这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智升「开元录」所记佛陀多罗的国籍，与道诠所说，名称虽然不同，但所指却是一致的。至于宗密在终南山丰德寺所见的另一圆觉经残本，末后记为贞观二十一年七月有潭州宝云道场译出，其主译者及执笔、证义者，均与长寿二年不同，这显然是另一译本。不过，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的译本，既然未见入藏著录，而比贞观本晚出四十六年的长寿二年（六九三）本，却已入藏著录，在时间上，不无令人起疑。

　　综上以观，怀疑圆觉为伪造的经典，由来久矣，非胡先生开始。不过，胡先生指圆觉经为宗密伪造的此一说法，是毫无历史根据的。圆觉经最早被记载于经录，始于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开元录」成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七三○），宗密生于唐德宗建中元年（七八○），卒于唐武宗会昌元年（八四一）。从闻元十八年到建中元年（七三○——七八○），恰好五十年。明白地说，早在宗密出生以前的半个世纪，圆觉经已经记载在「开元录」了，胡先生怎么能说圆觉经是宗密伪造的？胡先生治学，一向是讲求历史根据的，他处处也要人拿出证据来，我不知道胡先生指圆觉经为宗密伪造的这一论断，是否也能提出强有力的古典的历史证据来，以证其说？如果胡先生提不出历史证据，仅仅凭著自己的主观心态妄测，遽下论断，显见胡先生对现存许多古典资料，并没有去做细心的阅读研究工作，完全闭著眼睛抹煞史实在胡扯了！这种治禅宗史的方法与态度，其研究的结论与成果，在一个真正从事历史考据的工作者看来，简直是幼稚得可笑了。

　　圆觉经与宗密有著很深的因缘关系，这是研究宗密历史者所共知的。宗密出家后义理的阐发，在佛教史上，也堪称独步空前。宗密先后为圆经写的注释，计有：「圆觉经大疏」三卷，「圆觉经大疏钞」十三卷，「圆觉经略疏」二卷，「圆觉经略疏钞」六卷，「圆觉经纂要」二卷，「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十八卷。依据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钞」中，叙述他与圆觉经的因缘关系说：

　　宗密为沙弥时，于彼州，因赴齐请，到府吏任灌家，行经之次，把著此圆觉之卷。读之两三纸已来，不觉身心喜跃，无可比喻。自此耽＃，乃至于今。不知前世曾习，不知有何因缘，但觉耽乐彻于心髓。访寻章疏，及诸讲说匠伯，数年不倦。前后遇上都报国寺惟悫法师疏一卷，先天寺悟实禅师疏两卷，存福寺坚志法师疏四卷，北都藏海寺道诠法师疏三卷，皆反复研味，虽互有得失，皆未尽经之宗趣分齐；虽逢讲者数人，亦无异萤烧妙高矣。（卍续十四·二二三a）。

　　这是宗密的自述，当宗密初出家时，在四川已有圆觉经的流传，而且讲解与注释圆觉经的，不乏其人。宗密对于当时弘扬圆觉经的「匠伯」，他都访寻亲近过，对于当时流传的圆觉经章疏，他也寻得四种，备作研究参考。宗密并对这四家注疏，加以评述说：「悫邈经文，简而可览；实述理性，显而有宗；诠多专于佗词；志可种于群俗。」（见上引「圆觉经大疏」：卍续十四·一二○a）宗密的这些自述，我怀疑胡先生根本没有去看，不然，胡先生怎会轻忽无知到如此程度？

　　宗密对其以前的四家注疏，以惟悫疏评价最高，他在「圆觉经大疏」等屡屡引用。今就其文中注明引自惟怒疏之文，摘录如下：

　　１悫云：首楞叹虚空之小，圆觉嗟法性之宽，比之常谈，海形牛迹。（卍续十四·一二五a）

　　２悫云：大士张教，绮互相承，若一人请周，余当杜述，（卍续十四·一四一b）

　　３悫云：验今闻悟顿契佛心，方达宿因。（卍续十四·一七在d）

　　４悫云：然觉心初建，力尚王征（微？）理宜处静安详，方展展照。（卍续十四·一七六b）

　　５悫云：标乎创智者，即初悟也；取静为行者，虽悟即动即静……。（卍续十四·一七六b）

　　６悫云：慧光圆发，根识俄消。（卍续十四·一七六c）

　　７悫云：如万钧之镛，星楼受碍，摇杵一击，声振宁区。（卍续址四·一七九b）

　　８悫云：牛迹巨海，何可校量。（卍续十四·一七九b）

　　９悫云：意者但一人，具修三观，即名为齐（卍续十四·一八○d）

　　１０悫云：心自取心，自成心病。（卍续十四·一八三d）

　　１１悫云：然空华一揆，美恶情分。（卍续十四·一八四b）

　　１２悫云：厌识流转，伏念澄神，趣寂缠空，化城非实。（卍续十四·一八四b）

　　１３悫云：带能非证，示过彰非。（卍续十四·一八四c）

　　１４悫云：嗟时行者，畜病为功。（卍续十四·一九○a）

　　１５悫云：心形起灭，理况空华。（卍续十四·一九二d）

　　１６悫云：且世珍盈刹，能为漏果之资。（卍续十四·二○二a）

（二）见于「圆觉经大疏钞」者：

　　１７悫云：然论周理，尽合圆修，就习引人，偏许一门之善。（卍续十五·五d）　　

　　１８悫疏云：然因法出尘，法为舟筏。（卍续十五·一五b）

　　１９悫疏总判五名云：初圆照总持，二契经宗决，三三昧根本，四寂灭常境，五真妄合分。（卍续十五·三七b）

　　２０悫本文云：能招漏果之资。（卍续十五·三八a）　　

　　笔者不惮其烦，将宗密「圆觉经大疏」及其「疏钞」中，引用惟悫疏之文录出，关注明页次，用以证明宗密以前，不仅有圆觉经流行，而且圆觉经的注疏，已为宗密广泛引用，证明圆觉经绝非宗密伪造的。

　　胡先生为我国近代知名学人，其盛名享誉国内国外，过去我对胡先生治学的成就，给与很高的评价。这次有缘重读胡先生「禅学案」各文，就治史的立场而论，我对胡先生的治学方法与态度，总是感到失望的，故对其治禅宗史的成果，不能不给予重新评估。一个治史的学者，对其所研究的问题，不去广泛搜集史料，客观的研究论析，仅凭主观心态的妄测，怎能对问题有广度与深度的了解。圆觉经是否为伪造的经典，我想那是另一论题。纵然它是中国人伪造的，但也绝不是出自宗密之手。我们从史料上可以加以肯定的。

　　胡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我想胡先生如若尚在人间，能够读及此文，我不知道胡先生有何感相？大概只有默认治学的疏失罢了！

　　　　　　　　　　　　　　　　　　民国六十五年十月二日写于德山寺藏经楼